“你可以走了。” “蛤？”
“是的，我说，你可以走了。” “哦。”
一再确认了肯定答复的我，终于还是心灰意冷的站起了身，以一个挫败者的姿态有些驼背的走下了白色的献血大巴车。虽然依依不舍，但也没有再回头。
等等！献血大巴车？
我们不妨将时间往前再拨转几个钟头，倒退回到这日完成了稍长距离晨跑，并且完成了拉伸洗澡洗衣服等一系列常规任务，重新坐在书桌前的时候。
方才写完博客的我，翻看浏览着一条条新鲜出炉的微信公众号讯息。有关疫情的更新情况，让我不禁又有些 PTSD；关于日本的旅游消息，虽让我心旷神怡但又那么的遥远和不切实际；618 的促销信息，提不起来半点儿兴趣；国外女生写真的照片，也和促销一样…等等，这些倒是可以瞧上一瞧。（？）
可穿插在这些标题中间，总是能看到一些以红色背景为主题的耀眼画面。定睛一瞅，方才发现与知晓，原来是因为这天是国际献血日。
本该顺手一划继续看别的内容的我，不知怎的被一股莫须有的强大力量禁锢在了当前的手机屏幕画面中。无偿、义务、献血……诸如此类的字眼儿，从两眼钻进体内，撞击着心房。终于，心脏做出了决绝的回应， —— “要不，我也去献个血吧！”
事不宜迟。我灭掉屏幕，套上了衣裳，然后拿好身份证，喝了口水就夺门而出了。离我最近的无偿献血大巴有俩，一个在疫情肆起的三里屯儿，一个在朝阳公园大门口。这还用想吗？我毫不犹豫的一路向东骑去。
结果，走错了。第一个首都献血的公众号的老地址，指引我骑向了公园东门。起初我还纳闷儿，献血车以前不是在南门见过吗？难道是因为疫情暂时挪去了东门口？这也难怪，先前绕着四环辅路晨跑的回程时候，由于太早，所以久久不曾再见那辆大巴车踪影，所以才心生起了疑题。
可大太阳下，东门外硕大的停车场上，鸟儿都没有。我赶紧找了个树荫儿，翻查起了首都献血的人工热线。“哦，原来还在南门，刚才要是逆行骑过来，也就看见它了。” 我一面自顾自的想到，一面还意外的在树荫儿下看见了一只走失的小刺猬（？）……说了您别不信（ Instagram 有图为证），我甚至查了一下“遇见刺猬有什么讲”。百度答案告诉我说，刺猬是“白大仙儿”，代表着健康。
骑回正南门的我，可算看见了白色的无偿献血大巴车。或许是国际献血正日子的缘故，车外竟然也排起了小队。我像新入学惶惶不安的小孩童一样，轻声细语的向医务人员询要了表格，在签了大名后，攥着它老老实实的排在队尾。
前面几位叔叔阿姨，明显是“老手儿”。他们一面攀谈着什么什么血型更宝贵（熊猫血），一面“攀比”着（非贬义）彼此已经是献血的第几几几回。我见缝插针的礼貌提问，原来不影响洗澡……我果然想的还是晚上的划船和明早的跑步。
终于轮到我上车了。我深吸了一口气，看看这夯实的地面，不知自己过会儿下来时会不会天旋地转。收过我表格的医务人员，一面夸奖我黝黑的双腿，一面指引我再近一步的去做抽血检验。
在抽完血等待结果的这若干分钟里，我老实巴交的询问，头一回献血是 200cc 还是索性 400。医务人员把我从头瞅到脚说道，你献四百没问题。听得我胆战心惊……
“谁叫张国一啊？” 大巴深处抽血检验台的护士大声问道，我随即举手示意。
“你今儿不能献血，转氨酶有点儿高，不符合我们的规定。你是不是喝酒了呀？” 护士一边看着检测仪器的数据，一边头都不抬的说着。
“啊，我没喝啊，我最近都没有喝酒。” 我老老实实的回答道，“还有什么可能导致转氨酶高呢？”
“你要是没有肝炎的话，那就是运动量太大了，会暂时性的转氨酶高起来。” 护士答疑解惑。
这还用想吗……我看着一只还贴着（氟比洛芬）膏药的腿，有些失落的陷入片刻沉默。
……
“你可以走了。” “蛤？”
“是的，我说，你可以走了。” “哦。”
不同于其他献血后得到献血证的人，我两手空空的走下了大巴车，没有回头。心里有些委屈的想着，“就连国家都嫌弃我的血了。” 一个多钟头的排队和抽血换来的，或许只有再次确定了我是 B 型血的答案……
回家路上，我把偷摸出来献血未遂的整个事件向表妹道来。表妹则是在“基本关怀”以外，惊讶和重申了“双子座+B型血”的“可怕”（？）……而我满脑子想的则是，日复一日运动的我，竟然并不健康。
这早已不是我第一次如此笃信的否定自己的身体了。从二百来斤大胖子减下来的我，始终没有换来真正意义上的好身体（和好身材）。完全的徒有虚表。可是究竟要怎样才能回到正确方向呢？一个人攥着反面儿教材，始终还是充满着疑惑。
（摊手）
…
…
（ 国一日一歌，《最好的债》，杨千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