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话长。因为二〇二〇年这趟突如其来的疫情，曾经说出来感觉十分高大上的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大院里的办公地点，彻底被总局领导决议后封锁了起来，束之高阁。也就是说，除了总局训练局里面儿各种协会、教练运动员以及后勤保障外，只要和备战奥运不搭嘎（自己理解）的“闲杂人等”统统都不能在进去干活儿了。这样的“办公隔离”直接导致了两件事儿，一个是我们直到去年国庆节后才因为“薛定谔的北马“恢复线下办公，另一个则是迫不得已搬离到了离总局不太远的红桥市场某临时办公聚集地。每天与形形色色的互联网公司（无歧义）在公共卫生间外擦肩而过，搞得自己都觉得好似调到了一家体育创业单位……
上班地点的改变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交通了。本来过去就得先地铁再外加公交或”小黄车儿“的通勤方式，变本加厉成了先地铁换地铁然后还得共享单车，本来只隔着两公里不到的两个办公点儿，到最后因为换乘等因素里外里差了得有半个钟头的通勤时长。半个小时，跑都能跑五公里了。（未受伤前……其实不想这么折腾倒也简单，开车就行了，只不过新的地址办个包月千八百块不说，要是再敢上中途出个差，那就等于赔钱打水漂，充值了个寂寞。于是，找到一个便宜点儿的停车地方成为了保障正常上班的关键一环。
受先前在这附近上过班儿的朋友点拨，终于让我找到了一处还算不忒贵的车场，也正因这个新的停车地方，让我结识到了这位大叔。
说实话，虽然在这里前前后后已经停了足有半年时间，但我始终不知道他的姓什么。一会儿称其一声大哥，一会儿喊他一声师傅，但在我心里一直把他的昵称定义为了“车场大叔”。
记得第一次用导航找到这里时，刚要开进车场，就见到他一个箭步从岗亭冲了出来。“不行不行，你哪儿的你，这儿是内部停车场，掉头快走！”只见一位个子不高肤色黝黑穿着停车场工作服的中年男子挡在了车前入口处。
“欸～师傅，我哥们儿以前停过您这儿，他介绍我来的。”我没把私下单掏钱的想法挑明了说，他却从我的话里听出了意思。紧接着，他转身挪开了入口挡道儿的锥筒，摆着手让我停到了车场的偏远角落。
待等我停好车，他也跟着走了过来。“我可和你说啊，一天四十，只收现金，爱停不停。”虽然音量不大，但一句话说出来，每个字都铿锵有力，同时多少钱、支付方式、讨价还价的可能，全都包含在了简短的话语之中。
“师傅，我那朋友说您这儿三十块钱一天啊，便宜点儿呗。”我一面心里算计着一天四十和停单位那儿没什么区别，一面用“朋友”的熟脸儿办法试图混他个友情价。“不行，第一回见你，先四十块钱，停几天再给你点儿便宜。”很显然车场大叔对我还是有戒备心理，但好歹也算是给“优惠”铺垫了一下。
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四天，时而中午回趟家午后再回来；时而需要晚上加个班儿，八九十点钟才从车场离开。早上见面儿互道一声早，晚上客气的说上一句辛苦了您嘞，久而久之，我俩终于熟了起来。—— “你这样吧，你要是一个星期来四天，以后一个星期给我一百就得了。”车场大叔在若干天后，竟然主动的开口调低了“入场票价”。“二十五一天，真的相当可以了。要知道赶上赛事忙碌起来时，一天少说要停上十几个钟头，合着一小时才两块钱多点儿啊。”随即，我便和车场大叔就达成了这份友好协议。
持久的“金钱关系”让我们更加熟络起来，有时上午外出中午才到单位，大叔吆喝我一声“咋才来上班儿啊”；有时晚上巨晚下班儿，大叔满脸疑惑的问一句“你干啥工作的”；赶上去年底先后出差南京广州了一个多月，大叔说他甚至以为我辞职了，我还打趣的回答，“您看得还挺准，我确实快要辞职啦”……
不光是车场大叔对我的观察，渐渐的我也开始观察起了这位大叔。周六日我加班儿，他在；春节前后，他也在（后来他说他就没回家过年）；早上无论多早，他在；晚上甭管几点钟，他还是在……“全年无休的标兵啊”，我心里如实想到。
不过，晚上的他与白天有些不同，那就是每晚几乎没什么车的停车场里见到他时，他总是一身酒气。夜晚，空旷的车场，醉醺醺的他一看到下班的我，便耷拉着脑袋一步步走过来，若不是相熟甚至觉得有种僵尸来袭的恐怖。“你，你这刚下班儿啊，吃饭了么，要不跟我喝两口。”可随着每次几乎都一样的话语被他结结巴巴的说出来后，我便卸下了对醉汉的防备。一段简单的寒暄后，我离开了车场，后视镜里是有些落魄的他坐在岗亭旁边的身影。
也许他就是个一直光棍儿状态的单身汉吧？也许这个岁数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亲人，才会春节都没有回家？也许他年轻时“走错了路”才落得现在每晚借酒消愁？也许…… 我对车场大叔充满了疑问，但我想自己永远都不会去主动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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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一日一歌，《どこもかしこも駐車場 (到处都是停车场)》，森山直太郎。 ）
（ 国一日一事，变为不定期更新。 ）